引言
金庸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民间文化十分热衷，熟谙《三国》和《水浒》，在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上，也多有借鉴。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提到过这个问题：“我学《水浒》写《书剑恩仇录》，书中领袖陈家洛与清朝皇帝妥协，受到欺骗，结果十分悲惨。”【1】
本文将要讨论的不是陈家洛与宋江的关系，而是《天龙八部》中英雄萧峰形象对“水浒英雄”形象的继承和改造。试着抛开萧峰身世等枝蔓庞杂的故事线索，单就英雄与美妇的关系而论，萧峰与康敏的故事显然是一个改良的“英雄杀嫂”的故事。本文将通过对“杀嫂”故事的主题分析，解析“英雄杀嫂”的文化内涵，并借此对金庸小说的叙事技巧作一探讨。

三联版《天龙八部》
英雄杀嫂
元明是市井文学的发展和鼎盛时期，市井小说和戏曲往往互相改编，这一时期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共同特征是不好女色。【2】
武松故事很早就开始流传【3】，当时的武松形象我们可以从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看出，赞称“行者武松”：“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4】摆明了这是一个不守戒律、贪财使气的酒色行者。元人水浒杂剧中武松剧只存目三种【5】，无法得知武松色胆如何，但在明以后各刻本《水浒传》中，武松面对潘金莲的酒色挑逗，其反应是：“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俨然一个不动于色的道德家面目。

1998年版《水浒传》中武松杀嫂
这一形象转变不是偶然的，作为忠义之首的关公形象也有同样变化。日本学者上田望对于“斩貂蝉故事中，关羽何以斩貂蝉，实在令人难以理解”【6】，其实这是当时民间“英雄不能好色”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简单演绎，关羽无端杀人，戏文反唱：“关羽斩貂蝉：形魂杳杳归阴府，四海扬扬名誉传。”【7】传的什么名？不好色的名。
在男权社会的法则中，女性的存在是为男性提供服务的，其中之一是性的服务。自古以来，人类都把性行为视作男女之间的一场生理和意志的较量，平素身强体壮的男人往往在此败走麦城。失败意味着优越地位的丧失，意味着被操纵，这对于处在主人翁地位的男性来说，他们在女性面前将永远面临愉悦与投降的危险局面。对性的渴求是男人无休止的生理需要，而性的失败又成了男人常常面对的尴尬结局。屡战屡败显然不是英雄所为，于是，男性英雄在性的诱惑面前必然分化为两种模式：以未央生之流为代表的“性英雄”，以石秀之流为代表的“性的憎厌者”。要么战而胜之，要么远离诱惑。
两者之间，后者显然拥有更多的伦理上的支持，于是，男人通过不断完善的理论结构对女性进行诅咒、贬抑，实质上掩盖着男人性挫败的自卑，以及对女性性魅力的恐惧。男人通过这种方式，将自身性需求和性能力的冲突，嫁祸为女色与事业的冲突。
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我们要批判的是“女人祸水”论，然而纵观中国文学尤其是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能够成为“祸水”的，往往只是美女，而且仅限于具有性魅力的美女。

1998年版《水浒传》中的潘金莲
漂亮女人即使不主动加祸于男人，也必将成为男人的负累。阎婆惜、刘高妻、潘金莲、潘巧云、白秀英、贾氏这等“淫妇”自不必说【8】，即使贞洁如林冲娘子，也是变相的惹祸者。
《水浒》对二潘的称呼出奇一致：“那妇人”、“那婆娘”、“淫妇”。“那”字是用以划清敌我界限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被制裁的“淫”的主体，一定是“妇人”、“婆娘”，即已婚的女子。
未婚的女子并未固定从属关系，偶有私情，也是崔莺莺、杜丽娘，只损失了自己家族的“名誉”，没有直接损害父系血统的纯洁性，接受的是自己家族的惩罚，不受外族夫权执行者的制裁。惟独已婚的女子，既已从人，绝不得有半点族外私情。正如金批《水浒》云：“行院妓女则可饶恕，败坏风俗如潘氏，胡可得恕也？”【9】一恕一不恕，其中分别，一目了然。
祸水美妇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主动挑战男权文化，祸害男权秩序的“淫荡型”；二是能够使得男人“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尤物型”；三是“玉颜自古为身累”的“美贞型”（如林冲娘子）。英雄所杀，多为第一类：“淫妇”。
“淫妇”为恶的最终行为就是害了亲夫性命。潘金莲谋害武大，阎婆惜谋害宋江，贾氏谋害卢俊义，都是广为流传的故事。《替杀妻》中，“嫂嫂”把员外灌醉，乘机就要张千将他杀害。《还牢末》中的萧娥也很典型，她把丈夫李孔目告入狱牢不算，还非要把他弄死不可：
（外旦云）刘唐哥哥，我央及你。我与你两定银子，你把李孔目盆吊死了，可不好。（刘云）你放心，都在我身上。（外云）哥哥，你若吊死了李孔目，我再相谢。若死了时，和我说一声儿。【10】
文学作品赋予这一类女性的特征，除了外貌妩媚之外，几乎一无是处。
我们确定了“淫妇”是可杀的，现在要问，为什么杀人的或促成杀人的主体多是小叔子？
明传奇《义侠记》演水浒故事，作者虚构了一个武松妻贾氏，吕天成《曲品》称其“激烈悲壮，具英雄气色。但武松有妻，似赘”。【11】这一评论可谓深中肯綮。江湖英雄若要快意恩仇，就必须是无产者，就不能有家室之累。《水浒传》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武松、鲁智深、李逵、林冲等人，无不孤家寡人。武松本有哥哥，却死于西门庆之手；李逵本有老娘，却教老虎吃了；林冲本有妻室，偏被高俅害了。
孙述宇先生认为，这一类变相杀死家人的故事是民间流传的强人们“结义杀家”母题的变异，并且以《花关索传》这例进行了分析。这是1970年代出土的“明成化说唱词”，叙刘关张桃园结义时有这么一段：
刘备道：“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哥哥的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12】
孙氏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现在流传的水浒故事，尽管是民间流传的集合，但终归是文人加工的产物。封建文人始终是社会伦理的传播者和维护者，文人讲述强人的故事，既要保持故事原有的传奇性，又要使英雄行为合乎起码的道德伦理准则，就必须使“杀家”多样化、合理化：家人有的死于意外（如李母），有的死于敌手（如武兄），有的死于自杀（如林妻），更多的是设置情节为英雄杀家提供借口，让英雄操刀去杀可杀的人（英雄一定要杀人，这是投名状）。
问题是，怎样选择可杀的人？
民间自古就有浓重的“仇妻”心态，妻子作为外来的人口，在家庭伦理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四川岷江上游的羌人，常把种种灾异归结为“毒药猫”的行为，而作为恶灵的“毒药猫”，清一色是嫁入当地的外族女子，反映了原始羌人对“妻子”这一角色的极度不信任。【13】鲁西南一首儿歌“小八狗，上南山/砍荆条，编篮篮/编了篮篮蒸馍馍/蒸了馍馍给谁吃/给爹吃，给娘吃/不给媳妇一点吃！”明确地把媳妇摆在了家族的对立面。在俄罗斯也有一首类似的儿歌唱道：“谁去打水？儿媳妇/谁要挨揍？儿媳妇/为什么要揍她？因为她是儿媳妇。”【14】
所以，文学作品把来自外族的“媳妇”，也即英雄的“嫂子”处理成“淫妇”，变得“该杀”，是最容易为民间接受者所认可的。武松杀嫂，只因为人人认为该杀，便是英雄行为；而李逵斧劈天真的小衙内，大是不该，便为许多的人不喜欢。
另外，就算妇人该杀，要丈夫自己下手，总还是不忍，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总不能把人人造得和李逵一个德性，所以确实还有假手他人的必要。《燕青博鱼》中的这一段对话与石秀杀嫂极类似，最能说明问题：
（正末云）哥也，这等妇人要做是么？与我杀了者！（燕大云）兄弟，我便杀他，也无刃器。（正末云）兀的不是刃器也！（燕大做杀搽旦科）（搽旦云）我那亲哥哥也，如今天气热，你便杀了我；到那十冬腊月里害脚冷，谁与你焐脚？（燕大云）兄弟，不争我杀坏了他，谁与我焐脚？我下不得手也。（正末云）哥也，你杀不的，我替你杀！【15】
故事的发展和改良就是要使情节趋向合理化，如果兄弟均有妻室，这一故事就简单回归到了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双向杀家形式了，丑化一方妻室（使之该杀）的可信度总比同时丑化双方妻室的可信度要高得多，于是双向的“杀家”故事被改良为单向的“杀嫂”故事。兄弟之间，如果只有一方成家，自然要让哥哥优先，于是，杀人者就只能是“小叔子”了。总不成是哥哥杀了“弟媳”，那样就有“吃醋”或是“变态”的嫌疑，显然不是“英雄”的勾当。
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杀了妇人，子女如何安排？文学作品同样作了简化处理：“淫妇”大都没有子女。这样一来，就大大淡化了对“母亲”这样一个角色的二难处理，使得英雄可以放手去杀一个“妇人”，而不是一位“母亲”。
萧峰杀敏
1.故事类型之借用
在《天龙八部》中，引发萧峰复仇故事的，是马大元的夫人康敏。而康敏之死，也与萧峰有直接关系。我们试将“杀敏故事”与水浒英雄杀嫂故事的母题进行一番比对，且看金庸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传统的准故事类型。
①兄弟相认（弟弟英武过人）。萧峰和马大元分为丐帮正副帮主，兄弟相处。马大元虽未在书中正式出场，但萧马关系是《天龙八部》的默认母题。萧峰之英武，更是人中翘楚。
②叔嫂相见。萧峰所记，叔嫂第一次相见是无锡城外的杏子林。而康敏所记，却是更早的洛阳城百花会。总之，是一次深富意味的相见，埋下了故事冲突的根由。
③嫂子喜欢小叔子。康敏对萧峰说:“洛阳百花会中，男子汉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几眼，我再自负美貌，又有什么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