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有句话，叫做“食色性也”，实在是至理名言。对于美食与美色的追求恐怕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所以古有酒池肉林，今有海天盛筵。可是《论语》里又有另外一句话，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对于封建时代的权贵们来讲这就有点尴尬了，既要追求美食美色，又要表现出克制自己的欲望，鱼与熊掌如何兼得？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一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御膳房每天要为乾隆皇帝准备盘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等共10斤、包瓜、冬瓜各1斤、葱6斤、连饮用水都是玉泉山特供；一面却又听闻汪由敦“每晨餐不过鸡子（即鸡蛋）四枚而已”后故作诧异，声称鸡蛋太贵，“朕不敢如此纵欲”。像乾隆皇帝这样言行不一还要标榜自己节俭的统治者在历史上既不空前更不绝后，历朝历代往往有之，大概唯独一个时期例外，这就是西晋。

西晋名义上是个新朝，其实不过是曹魏老店新开。权臣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废一君（曹芳）、弑一君（曹髦）、残酷屠杀曹氏当权人物和他们的党羽，排斥拥护曹魏的人，最后夺取了朝廷大权，司马氏之残暴刻毒，甚至令子孙所不忍闻，日后东晋明帝听完祖宗创业史的介绍，竟羞惭无地自容，把脸埋覆在床上感叹“晋祚复安得长远”。然而，司马家自己不是曹家的忠臣，却要别人做自己的忠臣，他们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竭力提倡封建礼教和礼法。这无非是借孔孟之道钳制人们的思想，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他们自己的罪恶。

结果适得其反，司马家自己就不遵照儒学的名教礼法这一套办事，如何能说服他人。伴随着儒学失去了两汉时期的吸引力，以“无”为本的玄学开始盛行，“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魏晋之际，“或有材而不任，或无罪而见诛”，残酷的政治争斗动辄诛杀全族，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更令魏晋名士产生朝不保夕之感，在玄学的影响下，及时行乐的人生观竟成为西晋社会的时尚，“奢不见诘，转相高尚”，连最高统治者晋武帝本人也是“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时人鲁褒在《钱神论》讽刺当时的金钱观：“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司徒王戎就以吝啬出名。他的家产遍布全国各地，可他为人却锱铢必较，女儿出嫁后曾借了他几万钱，很久没还，女儿回娘家时他就板起脸不接待。女儿赶紧还钱，他才换上一副面孔。侄子结婚，他送了一件单衣，婚后就派人去讨债。家里种的李树果实甜美，他怕李子卖出去后被人得到种子，叫人把李子的核钻掉再拿出去卖。天下人都说王戎的吝啬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像西晋时期那样，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习气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这种疯狂已经不仅仅是要满足物质生活的需求，而是要满足一种病态的精神需要。在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很多人看来，夸耀财富远比享受财富重要得多，而且这种夸耀性的挥霍越是疯狂，疯狂得别出心裁，疯狂到暴珍居然就越能博得“豪爽”的名声，越能成为后人追慕的对象。最后就形成了花样炫富的风气。多少权贵在吃的方面动脑筋，要做出新奇鲜美的玩意儿来。晋朝开国元勋之一的何曾，，一天的伙食费要花一万钱，还嫌酒菜不好，没法下箸。他的儿子何劭又超过了老子。另一个官僚任恺，比何劭更奢侈，居然每顿饭要花一万钱。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到驸马王济家中作客，王济的排场可真不小，有一百多个身着绫罗绸缎的美女，双手捧着琉璃碗盆，里面装了鲜美菜肴，流水般地来来往往端给客人吃（当时没有大餐桌）。最后又抬出一个大琉璃盆，里面蒸的是一条乳白色的猪患子。晋武帝一尝，不仅异香扑鼻，人口即化，而且余味无穷，与众不同，当即硬要王济把烹调秘诀说出来。王济没法，只得悄悄在晋武帝耳边说：“这种小猪是用人乳喂养，又用人乳蒸出来的”。司马炎听了脸色大变，可能是恼怒自己的厨师做不到这么美味，饭局到一半就走了，以后也并不因为王济过于奢侈而予以训诫。

这实在已经足够令人瞠目结舌，但王济碰到了河北南皮人石崇还是只能甘拜下风，后者才是当时土豪中土豪，堪称“奢我其谁”。

石崇是个官二代，却不是一个富二代。他的父亲石苞在晋武帝时官至大司马， 后曾一度遭受排挤，最终死于泰始八年（公元272年）。 不太能看出石苞有多富，只知道他生有6个儿子，而石崇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石苞临死前将自己的财物分给诸子，可偏偏不给这最小的儿子石崇，石崇的母亲对此提出异议。石苞却说：此儿虽小，后自能得。换言之，当时年仅24岁的石崇完全是白手起家。